我是布莱克

以前并没有真正理解失业的人有多么艰难，我以为只要有一双手就可以养活自己，我也一直认为《疯狂动物城》里的闪电只是夸张的表现，可是看完这部电影，才发现事实并不尽然。

步入晚年的布莱克失业了，经济拮据，他生平第一次申请了社会救济，在那里，他认识了带着两个孩子的单亲妈妈瑞秋，瑞秋的生活似乎更不如意，黑眼圈很重，脸也很瘦削，在家里连饭都不够吃，主食给了孩子，她自己只能每天吃水果解饿，在布莱克的陪同下去了食物救助站，采购到一半时，饥饿的她悄悄打开了一听罐头，倒在手中吃了起来，她的吃法就像一条流落在街上的乞丐，她满脸羞愧，对着管理员说对不起，管理员和布莱克劝慰着她，让她不要伤心。

在帮助瑞秋的时候，布莱克自己的生活也一塌糊涂，他年迈古板，从来都没用过电脑，在新时代面前，越发手足无措，因为需要，他先去参加了简历培训班，又写好简历一家一家地询问有没有空闲的职位，这一切的一切都使他筋疲力尽，可是到最后，补助中心的工作人员却因为布莱克投简历的证据不够充分而把他列为制裁对象，并且告诉他如果不继续求职，最高制裁的时间可以达到三年。布莱克面无表情的走出了房间，没有恳求，只是失望。

他去找瑞秋，却发现瑞秋在做妓女，布莱克的眼睛里饱含着泪水，他对她没有责骂，也没有讽刺。说出来的话却是“书柜做好了，想要给你。”对待这个与自己毫无干系的人，布莱克就像一个慈父，和蔼善良。

布莱克走上街头，原本一丝不苟，有着道德原则的他拿着喷漆在办事处的墙上写下了一句话“我，丹尼尔布莱克，要求在我饿死之前，安排我的申诉日，并换掉咨询电话里的烂铃声。”通过周围人的欢呼可以知道，没有人反对他的这句话，这就足以证明行政机构的繁琐程序和不通人情引起了大众的广泛不满。布莱克只是一个失业的人，他正直友好，却没有得到属于他的权利，他只是对这个新世界不甚了解，却因此只能在食不果腹中度过余生。

在瑞秋和布莱克即将要对不公平的制裁提出申诉的时候，布莱克死了，没有留下一句话，一个字，他躺在卫生间里，心脏永远停止了跳动。

布莱克的葬礼上，寥寥几人，瑞秋念出了布莱克生前没有念出的申告：“我不是委托人，也不是顾客，或是雇主，我不是懒人或骗子，也不是乞丐或小偷，我不是保险编号的数字，更不是画面里的点，我默默的尽我的责任，光明正大地活着，我没有卑躬屈膝，邻居困难的时候，帮助了他们。没有向慈善机构乞求，甚至没有期待过，我是丹尼尔布莱克，不是狗，是人，因此我要求夺回属于我的权利，要求对人的尊重，我，丹尼尔布莱克是一个市民，不在那以上，也不在那之下。”

与其说瑞秋对着几个人念出这番话，不如说瑞秋对着的是整个国家。

（如果你大发慈悲想给我一个“有用”的话，就请在评论区留下你的影子，好让我知道你是谁吧🤞）

英国是一个高福利国家，无论在观影前还是观影后者都是毋庸置疑的。但也正因为如此，会产生与我们国家不一样的，令人啼笑皆非，甚至会扼腕叹息的故事。布莱克就是这个背景下的极端例子。

因为是高福利国家，他们拥有政府分配的“临时救济房”（女主住的那套），即使这套房子并不算好，但也能遮风避雨。但相对的就是为了维持这套福利制度，需要高昂的经费，光靠普通的税种是无法维持的，所以有了男主需要缴纳的“卧室税”这种让我们不能想象的税种。它的本意是好的——有多个卧室的卧室的家庭条件一般都不错，为了能让穷人过得更好一些，这些条件不错的人理应帮助同一个国家住不上房子的穷人。可是这样就极大地伤害了中产阶级。甚至是像布莱克一样无法工作又无法领失业救济金和就业支持津贴的人。

回到影片的中心人物布莱克，他是被这套制度还惨了的人，政府福利部门把医保核定工作交给了雇佣无医疗知识的商业公司，商业公司像布莱克询问的问题是具有普遍性的，但不具备特殊性，且不承认专业医生开出的证明，再加上核定环节复杂，没有弹性，造成问题难以解决的后果。布莱克是个个例，但也正是因为合理的存在而告诉世人这套制度的缺陷在何处。他们的失业津贴发给有工作能力并且努力找工作但暂时找不到工作的人。就业支持津贴发给经过医保核定成功的生病群体。那布莱克呢？他似乎是一个在制度之外的人，没有任何一条制度可以保护他。这套制度在公平方面是做到了，但是也难有法规之外的状况，这时候他的反应就会非常慢，甚至显得不近人情了。

这是一部在高福利国家这个特定背景下才能产生的悲剧，他把人们长期追求的那种高福利、制度化的国家撕开一个口子，让我们得以一窥在这之内的悲剧。

此片平淡却不拖沓，片中角色看似不多，但却覆盖了英国社会底层百姓的三种模型。

同样面临着严酷的社会规则，黑人邻居是绝处逢生的“老鼠”，钻着市场经济的漏洞，倒卖运动鞋糊口。凯蒂是自我牺牲的“蜡烛”，生活所迫走向卖身养家的堕落道路。

个人认为片中运动鞋这个点不是巧合，而是经过艺术设计的。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一双鞋既能让聪明的人看到商机，发家致富；也可以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使穷途末路的人走向堕落。还有一点讽刺即社会存在的价值是让社会成员有尊严地活着，但片中的所有小人物为了生存都或多或少地牺牲了一部分尊严。每个人物又都是“性本善”的，至少他们能得到观众的情感认同，但是他们为什么得不到相称的社会福利和社会认同呢？导演或许是借着小人物的际遇来控诉社会的弊病。

无路找路也好（“老鼠”），绝境走向自毁也好（“蜡烛”），不过结局多么凄凉，过程多么艰苦，这两种社会角色都在顺应规则。还有一类不服规则的人，正如男主角布莱克，是金字塔底端的“牛”。

我认为在“牛”的身上或多或少有一些英雄主义的影子。布莱克的目的是和这个世界和解，但前提是坚守自己的正直和一切做人底线。这条前行的路对他来说太难以适应。虽然他像牛一样笨重、缓慢地前进，但他始终没有放弃过抗争。

这头“ 牛”是他自己精神王国的英雄，甚至可以说是他阶级同类眼中的领袖。然而他在整个社会格局下却是一个随意就被摆平也需要被摆平的棋子，无足轻重。在西方价值体系里，英雄主义的背面一般是悲剧。毕竟螳臂无法挡车。人情和制度始终是两码事，而且是难以和解的两码事。像布莱克这样，即便你的德行你的人格被所有人尊重，囿于你的阶级，冰冷的制度也不会给你尊重。

我觉得这个片子很深，它拍的是一个点，讲的是一个面。把现实不加粉饰冷冰冰摊给你看，把美好的撕碎给你看。这三个社会角色的模型是我看完后最有趣的一点心得，我相信每个人都能在“蜡烛”、“老鼠”和“牛”当中找到一个自己恒定或流动的定位。

这部影片在B站上有。

提问：鲨鱼和椰子，谁杀的人更多？

回答：椰子。

这是《我是布莱克》一片中的一个问题。

在知乎上存在一个同样有趣的问题：北京有穷人吗？如果有的话，为什么我没有看到。

我相信不是他没有看到穷人，而是他看到的穷人并不是他认为的穷人。他眼中的穷人，也许是电影中吃不饱穿不暖，衣衫褴褛的刻板印象，贫穷常常联系着过去，因为我们在屏幕上看到的，一直是光鲜亮丽。而当一部电影真的毫无偏见地呈现“不可见的底层”时，我们却在拒绝这样的真诚。这就是影片《我是布莱克》在戛纳所遭遇的。

我很诚挚的向戛纳电影节的评委致以敬意，当然，更深的敬意致以导演肯洛奇。

当我们在讨论戛纳的时候，我们在讨论什么？答案很简单，当然是电影，如果你在意的是红毯八卦，我也不介意。那当我们在谈论电影的时候，我们在谈论什么。电影是否真的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当然不是，不同于其他的艺术形式，电影是集体创作， 商品的电影，确实最直观最直接地联系着当下社会的精神状态和生存处境。可我们总在忽略这些，当我们以高尚的姿态维护“电影的艺术地位”之时，却选择性地无视他的社会诉求。当我们感恩戴德地高呼电影触动了我们内心最深处的角落时，却将这归功于导演的“艺术天才”，而不追究这样的天分从何而来。这就是《我是布莱克》在戛纳的遭遇。

电影的议题是关于“不可见的底层”，而这些“阅片无数”“品位不俗”的影评人，面对《我是布莱克》，就像文章开头提到的知乎提问者。曾经有个寓言叫做“何不食肉糜”？我想他们在问：你们为什么不颁奖给我们喜欢的电影？比如《托尼厄德曼》？（我很喜欢这部电影）

戛纳一向不避讳政治，甚至直面政治，犹记得1968年五月，时至法国爆发“五月风暴”，在电影节举办期间，激进的法国新浪潮导演戈达尔和特吕弗直接在台上抢过话筒高呼“外面正在革命，你们还在这里颁奖？”然后众人就走上街头“参与革命”了。而现如今，当肯洛奇在电影中践行“五月风暴”以来就在进行的“革命”时，影评人却直言陈旧？我们一直在强调实验创新，却总在说电影已死,‘这波导演不行’，以前的电影艺术是伟大的艺术。当我们为过去的价值取向欢呼流泪的时候，却无视以前的价值观在现代社会显现？这是何其吊诡的事实。

“我们丧失了今天我们怎样评价我们时代的文化艺术、我们时代的大师的思考。”（戴锦华）

在经历了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等一系列的思想风暴之后，对于文学和艺术曾经坚实的价值评价标准，似乎“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似乎我们的电影中只留下了视觉奇观和英雄叙事，或者更多一点，我们放弃了直面淋漓的鲜血，我们放弃了坚固的信念，我们庆幸并且安于小资情调，文艺气息，佛系叙事？这几乎成为一种社会症候，而我们都得了这种病。

肯洛奇不是，这位老人比你我更加敏感，更加坚定的面对正在发生的和即将发生的。他是一个终其一生不妥协地与社会不公正斗争的战士，他的战斗性如此之强以至于在撒切尔执政的两任期间完全拿不到一分钱拍电影。而撒切尔时期的“新自由主义”通过政府紧缩政策和私有化来蚕食工人阶级血汗争得的微薄胜利，表面上说缩小政府规模来减少其对“个人自由”的干预 。而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到来时，政府拨款解救银行家和大资本家，同时使失业和不稳定工作等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症状加剧发作，舆论上更不切实际地丑化领救济的人。结果是工人阶级力量被削弱，劳动者硬着头皮接受更低的工资、更长的工时和更高的物价，财富则更集中到上层建筑中去。这就是布莱克所面对的英国社会。

肯洛奇从来就不是“民族主义者”，而是“世界主义者”，因为他的影片从来不局限于讲述英国人的事，而是将目光投向全世界的底层和弱者。占领华尔街的口号是“我们是99%”，其实最可怕的不是百分之一的人并没有望向我们，而是我们还在望向百分之一的生活。

而伴随贫富分化的是信息障碍和技能淘汰问题，我们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技术变革时代，这个时代的突出特征就是“新”和“快”，我们面临有史以来第一个“老年人不是权威，而年轻人是”的时代，当我们习惯了电脑操作，已经忘记了电脑的普及仍然是我们的生命中一件从无到有的事情，我们太习惯于遗忘和适应，以至于忘记和遮蔽了我们不愿看到和无法看到的现实。那就是在我们苦苦追赶这个世界的时候，仍然有大量的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老弱病残”，完全没有追赶的能力，甚至，没有人给他追赶的机会。由此我想到一点，中国有1700万盲人，几乎所有的城市街道上都有盲道，而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又能看到多少盲人呢？我们太习惯于我们看到的和想看的世界，以至于忽略了隐蔽的存在。

冷战终结后,现代社会快速倒退回19世纪末期的世界，重回垄断资本主义和世界的两极分化。这是一个”凡所有的，还叫他加倍拥有。凡没有的，连他仅有的都要夺去“的时代，这是一个分配不均作为基本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现实的时代。

“我不是客户不是顾客，也不是服务用户我不是懒人不是乞丐，更不是小偷我不是一串社保号码不是屏幕上的一段数据我按时纳税一分不少，我为此深感自豪我不向权贵卑躬屈膝诚心对待邻里尽我所能，伸出援助之手我不接受，更不寻求施舍我的名字，是丹尼尔·布莱克，我是堂堂正正的人，不是街边乞怜的狗，我在此讨回，本属于我的权利并要求你们，以尊重之心待我我，丹尼尔·布莱克，是一个公民无所奢求，无可妥协。”

这是布莱克的宣言，也是肯洛奇的宣言。

影片的香港片名为《我，不低头》，当布莱克一次次地申请，一次次地被拒绝，他仍然强调“失去了自尊就等于失去了一切”，没有低头，所谓自尊，我想就是“当我们没有说不的能力的时候，仍有说不的权力”。

叫做“希望”的东西，其实就是“拥有重新来过的机会”，当布莱克一次次的重新开始的时候，现实和时间并没有给他机会。人类不具有抵抗时间的能力，电影可以。人类具有抵抗现实的能力，我们却常常放弃抵抗的机会，转而躲向电影的梦境。

“对于肯·洛奇的电影来说，重要的还不仅仅是对社会的苦难的再现，不仅仅是迫使我们去正视社会中的苦难、苦难中的人群，正视那些在社会的五彩缤纷的大屏幕上逐渐隐形、逐渐消失、逐渐彻底遮蔽的人群，重要的在于他始终表现着一种直面苦难的勇气，和再现苦难中的人的勇气和力量。”(戴锦华）

片中的小女孩说弟弟“别人从来不听他说话，他为什么要听别人的呢？”我们是不是也要听听肯洛奇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