缝纫机乐队

我本人不是乐手，也算不上个多专业的摇滚乐迷，关于这个话题，按说没什么可聊的。但是机缘巧合，来《缝纫机乐队》客串的这十四位音乐人，每一位我都采访过，得到一些信息和思考，因此觉得有义务分享出来。

我以前拍了一部摇滚乐题材的纪录片，是我的毕业作品，花了十个月时间跟拍一支年轻的北京硬核乐队。那时我觉得他们这些搞摇滚的特酷，精力充沛，能独立思考，身上还都有那么点理想主义的劲儿。当时对于摇滚乐的理解也差不多是这样，觉得摇滚乐一定要批判，要愤怒，要觉醒，觉醒，永无尽头。

最后采访的时候，每个人我都要问一遍“你觉得摇滚是什么”。得到的回答完全超出了我的预设。他们说：“我觉得玩摇滚就是开心，就觉得这音乐好听才玩的。我们吃喝不愁，没什么可愤怒的，所以就不表达愤怒。”当时我就崩溃了，反思自己为什么拍了十个月还是没有把摇滚精神给拍出来。想了一夜，终于想通了，或许抛去我所谓的摇滚情怀，踏踏实实去挖掘新一代摇滚乐手的生活现状和精神世界，是更贴近真实的选择。于是给片子命名为《无忧》，剪一剪，顺利毕业。

后来有机会采访一些国内老牌的乐队和音乐人，还是每次都会问一下那个特别老套的问题：你觉得摇滚是什么？

大部分人的反应都是笑。

老五说：“哎呦，这个精神啊，千万别下定义，这音乐啊，它就是个媒介。”

萧玮也说：“音乐只是你跟我之间的媒介。所有艺术都会被贴上标签，这样为自己能够更好地区别于人。不是有人说摇滚就是个大骗局嘛，所谓的Rock Star都不像想象的那样愤世嫉俗。”

李延亮说：“摇滚乐有一种唤醒功能，它是一个能量。”

龙隆说：“摇滚乐的核心还是批判，它不是歌颂。”

雷刚说：“反叛是它的一部分，这是需要的，但不是绝对的，有可能这个反叛本身它也是个监狱。摇滚乐对我们的意义可能就是追求自由，追求自由的表达方式。”

高虎说：“摇滚不是什么。”

赵明义说：“摇滚它就是那俩字儿，它没什么。我们只管做我们的音乐，做我们的人就好了。”

谢天笑说：“做音乐应该享受那个过程，而不是去坚持做音乐。”

最后采访肖楠的时候，她笑得很爽朗，说：“摇滚精神这事儿我觉得永远说不清楚，咱还是别聊了。”这个时候，陪她一起来的火叔在场外插了一句：“要我说，摇滚从来不是一种精神，而是一种条件反射的行为，它不是一种深思熟虑的结果。”

当时我们在场的人都愣住了，随后甚至夸张地鼓起了掌。现在想想，火叔的话之所以能够引起大家的共鸣，大概是他把摇滚的音乐属性放在了精神属性之前，说出了享受摇滚乐的人最认同的状态。

看《缝纫机乐队》的影评，很多人都说这部电影只是打着摇滚乐的旗号，其实并不触及摇滚精神核心。甚至有人打着真假摇滚迷检验机的旗号，对电影当中流行风格的元素进行了全方位鄙视。其实这个问题在《爱乐之城》上映的时候就有过讨论，当时也有爵士乐迷不满电影一边宣扬热爱爵士乐，一边用大量的流行音乐做配乐。

这两天，音乐圈中的鄙视链这个话题再一次被大家热议，说搞古典的看不起搞爵士的，搞爵士的看不起搞摇滚的，搞摇滚的看不起搞流行的，然后他们都看不起搞说唱的。其实不光是音乐圈，很多圈子都有鄙视链，但无论是哪个文化圈子的鄙视链，在我看来都是源于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矛盾，因为这两个矛盾不可调和，所以会有各种人站在自己的文化立场上打口水仗。首先我确实承认，不同的音乐类型存在音乐上复杂程度的高低，但每种音乐都有精华和糟粕，摇滚乐里多的是平庸的作品，流行乐里也多的是好听的歌。所以用音乐类型来标榜自己的品味，真的不是高级的装X方式。何况一个热爱古典音乐的人和一个热爱嘻哈音乐的人在享受他们的音乐的时候， 又有谁能判断谁从中收获的感动更高级呢？

所以“摇滚是什么”、“真正的摇滚精神是什么”、“摇滚过时了吗”，这些命题就像“文学已死”一样，是伪命题。说到底，看书、听音乐、看电影这些事情都是非常私人的事，如果你真的喜欢，请尽情享受它；如果你没那么喜欢，也不要迫于任何舆论的声音去假装自己喜欢／讨厌；如果你讨厌，可以表达出来，但要给别人喜欢它的权利。

（文/杨时旸）

既没有什么所谓燃爆，也并不觉得哪里搞笑，这就是《缝纫机乐队》最直接的观感。这部电影就像故事中那个乐队的名字一样泛着一股尴尬又莫名其妙的味道。

很明显，这是一部企图以喜剧打底，但终究要贩卖情怀和梦想的电影，但遗憾的是，这二者最终彼此抵消，使劲挠痒但终不得法，努力煽情也事与愿违。单独看喜剧设定的那些桥段，甚至还不如之前大鹏监制的那部《夫子雄兵》，《缝纫机乐队》沦落到几乎只能依赖于东北口音本身的一点点喜感拯救自己。

当年，大鹏执导的第一部长片《煎饼侠》被众人批评——段子拼贴，卖弄小聪明云云，但不可否认，那个故事充满密集又扎实的笑点，更重要的是，即便最后的煽情段落也看得出那是大鹏多年以来真实心路历程的一次重述。那部电影让大鹏自我确认了他的故事套路——无助又坚韧的底层小人物为梦打拼，啼笑皆非的境遇混搭着自嘲精神，维系骨子里坚挺的理想，他企图在《缝纫机乐队》中复刻这一切，但是却散失了魂魄，徒留空壳，《缝纫机乐队》味同爵蜡般的呈现一个又一个毫无悬念的段落，最终导向一个更无悬念的结尾。

如果放在15年前，哪怕是10年前，用摇滚乐代言理想主义尚且可以理解，但是21世纪都已经走过了17年，在这个时刻仍然絮絮叨叨地诉说着摇滚不死的说教，一切都显得那么莫名其妙，而且，把这一切都安排在小城集安，这怎么看更像是一个地方性的旅游宣传广告，而不像一个可信的故事。

作为当下的观影主流人群的年轻人或许都已经不再知道，曾经有一个词汇精准地描摹过这故事中乔杉所扮演的胡亮的状态——死磕。1990年代中期直至2000年之后的一小段时间，死磕仍然被认作是一种精神力量，一个可以大张旗鼓说出口的豪迈词汇。北京的树村、霍营和东北旺，那些残破、肮脏、地处边缘地带的摇滚村，吸纳收拢着众多从各地奔赴而来准备死磕到底的摇滚乐手，他们企图对抗一些事情，建立另一些事情，虽然他们所对抗的和企图建立的到底是什么又都暧昧不明，但是那种抵抗的姿态感染了自己。日后，这些人中，有的进入了商业系统，有的下落不明，但无论怎样，人们都不再提及所谓的死磕，并不是因为什么摇滚精神的衰落，而是不再需要那种戏剧化的“战斗状态”，互联网改变了很多东西，让一切变得琐碎、漂浮，但是也让很多事变得丰富和多元，比如乐迷和渠道，即便再小众的乐队也都纷纷找到了具有粘性的听众，乐手们早已不再需要对谁拔刀相向，在这样的现实基础中去看待《缝纫机乐队》的故事，胡亮的行为就显得异常诡异——一个声称热爱摇滚的男人，只写出了两句歌词，却莫名其妙的花费巨资寻找到了一位过气的经纪人，要求对方为自己打造乐队？大鹏所出演的程宫到底是怎样的存在？这个人物的价值是什么？他的出现推动了什么？既然胡亮本人可以散发传单吸引乐手，既然他自己就认识一个又一个深藏不露的摇滚高手，为什么还要倾家荡产地把程宫找来？难道他的目的就是为了重新激发程宫的理想和热血吗？这个故事的根基本身就很可疑，几乎是不成立的。

故事中对“摇滚公园”的征地也好，对于吉他图腾的拆除也罢，这一切不过都是为了表达一个滚滚向前的时代对于某些美好记忆的吞噬，而胡亮用以解决和拯救这一切的方法却比自己高薪邀请经纪人更为离奇——他企图用一场演出，让当地政府看到这座小城的摇滚精神不死，从而收回开发那片土地的经济计划。这又是怎样的一种逻辑呢？这是执着还是痴傻？一个地方政府会因为看到一些人喜欢摇滚乐就放弃开发房地产吗？更何况，摇滚乐这个东西，什么时候被中国的哪一级政府如此大张旗鼓的首肯过？这到底还是不是一个现实主义的故事？

大鹏的一些作品，之所以能够迅速吸引人，是因为他对于真实、世俗生活细节的把握和转述能力，但是这些特征在《缝纫机乐队》中全然不见，到处都是逻辑漏洞，这部电影更像是一个主题先行，类型既定，再随后进行故事罗织的创作方式。为了表达理想、热血和对庸俗生活的对抗，从而陷入了臆想。

抛开主题和故事构建，再去看看这部电影无法摆脱的摇滚情结，一切就显得更加暧昧不明，这到底是拍给摇滚乐迷看的电影还是拍给普通观众看的呢？大鹏植入了大量只有乐迷才能解码的细节，那首《都选C》中有涅槃乐队的经典前奏，有AC/DC乐队名字巧妙的融入，有对约翰-列侬那句鸡汤的挪用和改写……这些到处埋藏着的小小彩蛋，对于真正的乐迷来说，浅显得像个笑话，而对于普通观众而言，又显然无从代入，更不要说那一个个真实的摇滚乐手在片尾亮相时的桥段，就更显得莫名其妙，所以，这一切又一次尴尬了起来，就像是于谦头上那顶崔健式的棒球帽和韩童生身上那件机车夹克一样水土不服。中国的摇滚乐从来不曾像故事中臆想的那般辉煌，也从未像他们描述的那样面临死亡，说到底，这就是一部隔膜的电影，和真正的现实隔膜，和中国摇滚乐隔膜。或许，为数不多的对于摇滚的敬意只在于，大鹏真的注意要求所有人敬金属礼的时候都纷纷收起了大拇指，可问题又来了，这个标准的重金属致意和他们乐队演唱的那首高中生水准的励志歌曲又有什么关系？一群喊着摇滚不死的人，愿意用生命去捍卫摇滚的人，最终唱出了一首和摇滚毫无瓜葛的歌，这或许是对这部电影最微妙的反讽。

（本文首发“枪稿”公众号）

以下内容全是剧透，建议在看完电影以后阅读。

1.炸药手指上纹着“我爱吉香”四个字，电影里“吉香”是炸药妈妈的名字，现实中“吉香”其实是导演大鹏妈妈的名字。

2.《每一个都选C》这首歌在电影里是程宫读书时代写的歌，临时拿来给乐队演出用的。现实中赵英俊写这首歌的时候为了贴合这一情境，在这首歌里埋了很多经典摇滚乐的元素，比如歌的前奏吉他solo就和Nirvana乐队的《Come As You Are》一模一样，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胡亮在第一次弹完这首歌前奏后质问程宫“这是你写的吗”。

3.《每一个都选C》这首歌里有十几个经典摇滚乐的彩蛋，比如有句歌词是“我淋着十一月的雨”，“十一月的雨”出自Guns N’ Roses的著名歌曲《November Rain》；副歌的第一句“为梦想灼伤了自己，也不要平庸地喘息”，是由Neil Young《Hey Hey，My My》歌里的“It’s better to burn out’ cause rust never sleeps”（与其苟延残喘，不如纵情燃烧）这句歌词翻译过来的；有句歌词“你却骂我是烂泥”，《烂泥》是台湾当红摇滚乐队草东没有派对的一首歌；其他还用了Linkin Park、Guns N’ Roses和Nirvana好几首歌的riff。

4.《塑料袋》这首歌是赵英俊2005年写的，写完从来没有发表过，有人跟他要过这首歌，他没给。直到大鹏听到了这首歌，觉得和这部电影十分契合，于是赵英俊就把这首歌给了他。

5.老杨诊所变形后出现的几把吉他，都是剧组动用各种人脉借来的，有无价的珍藏版吉他，也有60万一把的名贵吉他。

6.影片中大部分发生在集安的故事其实是在北京拍的，胡亮的修车厂、卧室、天台、修车厂旁的街道、与大马脸决战的街道全部是在北京搭的景。如果你仔细看，会发现这些景里埋藏了非常多有意思的细节，比如“科本整形医院”、“加州旅馆”、“天空街”、“海阔路”、“光辉街”、“岁月路”、“大宝剑”足浴城、“佩斯发艺”理发店等等。

7.影片里胡亮的卧室是美术指导王竞按照自己大学时候租的房间的样子搭建的。乔杉特别喜欢这个景，决定搬新家的时候就做一个一模一样的房间出来。

8.影片中的大吉他雕塑是剧组在集安市政府的支持下花了三个月建成的，由于材料用得太好，拆掉大吉他也费了很大的劲。另外，现在这个吉他雕塑正在复原的过程中。

9.电影里大吉他建成的镜头只有三秒，但摄影师在集安拍了三个月的延时摄影，才有了最后那三秒的呈现。

10.大吉他广场旁边的江是鸭绿江，江对面就是朝鲜，站在广场上可以用肉眼看到对面朝鲜人的身影。

11.影片中胡亮被偷衣服之后，跟邻居大姐借的那条黄裙子，是按照《爱乐之城》里Emma Stone的那条黄裙子的样子设计的。

12.于谦饰演的老孙头开的超市叫邦佳维，这是在向当代美国摇滚歌手Bon Jovi致敬。电影里老孙头热爱摇滚乐，现实中的谦大爷同样如此，他还是中国摇滚协会的副会长。

13.影片开头小胡亮在电视里看破吉他乐队接受采访，画面里乐队身后有一些狂热的粉丝，这些粉丝都是剧组工作人员扮演的，来自英国的特效指导Gary也在其中。

14.丁建国和炸药来胡亮修车厂应聘的那场戏，剧本里本来没有拖拉机手这个角色，是拍摄当天导演和编剧临时加进来的包袱。扮演拖拉机手的演员真名就叫高宏杰，是剧组的现场制片，临时被导演拉来演的。但因为平时太熟，包袱又太好笑，导演和乔杉在演这场戏的时候一度笑场笑到演不下去。

15.饰演鼓手炸药的李鸿其在出演该片之前，就是一个成熟的摇滚乐手，他是缝纫机乐队成员里音乐基础最好的。乔杉本身会弹吉他，希希为了这个角色学了一年半钢琴，娜扎和韩童生在零基础的情况下也请了乐器老师上了四十多节课。60多岁的韩童生甚至为了角色专门去看了迷笛学校的汇报演出和二手玫瑰的演唱会。

16.影片里有几场演出需要老杨戴着美少女战士的面具表演，实际拍摄中，即使是这种遮住脸的镜头，韩童生也坚持不用替身，他的理由是脸被挡住了，肢体依旧需要表演，替身可能和他自己演得不一样。

17.剧组其他演员评价韩童生的表演时，都会用到“精致”这个词，因为他在表演的时候经常自己设计一些恰到好处的细节。比如老杨擦琴的那场戏，韩童生会从兜里掏出手绢，先仔细擦琴，然后用手绢擦擦嘴，放回兜里，这就能看出琴对老杨来说很珍贵。

18.李鸿其在片场经常拿一个卡片机到处拍照，不拍戏的大部分时间就在宾馆写日记。在集安拍摄了20天左右，他把自己房间的两根圆珠笔都写没油了，一度半夜去敲隔壁编剧苏彪的门跟他借笔。

19.李鸿其曾经为了回台湾看早就买好票的摇滚演唱会，特意跟导演请了两天的假。而大鹏也帮他保守了秘密，别人问起来他就说鸿其有私事要回台湾一趟。

20.大鹏在电影筹备阶段曾经找北京迷笛学校的校长张帆聊过一次，张帆建议他去苏州迷笛音乐节借真实的乐迷拍摄，但因为调度等各方面的问题作罢。那次谈话让大鹏开始意识到还原一个摇滚演出现场面临的难度有多大。

21.最后在大吉他广场演出的那场戏，群演最多的一天达到了5000人，其中相当大一部分都是集安的市民。大鹏和赵英俊为了调动群演的气氛，在换灯换机位的间隙就给大家唱歌助兴。

22.最后那场演出的乐手当中，除了大家熟悉的黄贯中、叶世荣、李延亮、赵明义、赵英俊，还有天才指弹少年刘嘉卓，大鹏高中时代组的及格乐队的贝斯手，剧组负责音乐部分的工作人员等等。剩下的乐手中，有一半来自北京迷笛学校，他们都是自己带着乐器从北京坐23个小时的火车来的集安。

23.电影里被丁总从澳门赎回来的养殖场老板的弟弟（好绕），由面孔乐队的贝斯手欧洋饰演，他同时也是北京滚圈著名Live house“愚公移山”的老板。

24.电影开头程宫拿着快递上楼时，唱跳三人组演唱的歌是麦田守望者的《顶嘴》，而麦田守望者的主唱萧玮在电影里饰演了张发财的打手（那个莫西干头）。程宫从集安回到北京时的配乐来自新裤子乐队的《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新裤子的主唱彭磊在电影里饰演了集安广播电台的导播。

25.“程宫”和“胡亮”这两个名字都有现实原型，程宫在现实生活中是大鹏在搜狐的一个同事，胡亮则是大鹏在唐字头影视基地拍摄《奇门遁甲》时认识的小卖部大爷。这大爷六十多岁，大鹏经常和他胡侃，他觉得电影里的胡亮老了以后就会是这个大爷这样。

26.杀青那天正好是拍了个通宵，鸭绿江的天边出现了难得一见的粉色朝霞，很多工作人员都在偷偷抹眼泪，导演也是。最后大家在朝霞里拍了杀青照。

27.这部电影结束以后，包括美术指导、跟组纪录片在内的五名工作人员开始学习弹吉他。

28.电影里老孙头的狗丽丽，真名叫辛巴，因为长相很酷被剧组挑中，从驯养者手里买了下来。电影拍完后，编剧苏彪给他在大庆找到了条件非常好的收养家庭，现在生活得很好。

观众对于喜剧的要求往往高于其他类型片，《缝纫机乐队》是我今年喜欢的国产喜剧。国内现在的喜剧电影总是偏浮夸，而大鹏的喜剧始终都在关注平凡的小人物，落脚于现实，总能透出几分可爱与不易。

网络剧《屌丝男士》是大鹏喜剧的雏形，段子加明星，最后沿用到银幕处女作《煎饼侠》上。还是用客串明星串成段子集，将演员的个人形象与银幕身份重叠，就像现在的“真人秀节目”，凸显真实又不断自黑，令观众有代入感，优缺点都很明显。

《煎饼侠》讲的是拍电影，《缝纫机乐队》说的是组乐队，都是一撮人干一件事，实现自己的价值，无不透着创作者现在和过去的自传色彩（大鹏上大学时曾组过乐队），这次还回到了家乡集安。构建了以集安为意象的乌托邦世界——“摇滚之城”，这里成为他青葱岁月的缩影。

影片不再依靠大鹏个人，他以经纪人程宫的角色身份，与主唱胡亮、贝斯手丁建国、鼓手炸药、吉他手杨双树、键盘手希希组成一个整体，“同是天涯沦落人”的遭遇也如出一辙。不再让个人成为观众投射的对象，而是让集体焦虑由集体呈现。当摇滚公园的大吉他被拆时，观众感受到的也不止是“中国摇滚”的屈辱与没落，还有梦想的忿忿不平。

组乐队开演唱会，和组剧组拍电影一样，是能够产生戏剧冲突的动因。乐队中的成员由男女老少构成，是千千万万乐迷的代表。他们有各自的现实问题——精神的瓦解（胡亮）、母权的压制（希希），孩子的操控（双树）、失恋的打击（建国）、爱情的盲目（炸药），不过他们的共同驱动力是这场演出。加上乐队自带的属性，可以用音乐串联全片，架构起的草根梦引发共鸣。

胡亮代表的是一种纯真的理想。剧情先以童年胡亮开场，引入在那个即将迎来风暴的贫瘠年代，以孩童视角见证能真正表达人类情感的音乐——摇滚。用矗立在家乡的摇滚公园的大吉他作为“摇滚不死”的精神图腾。斗转星移，大吉他因为新城改造面临拆除，创作者藉此传达出人们对于摇滚的衰落及摇滚精神的遗忘。胡亮作为生活在其中的人，心有不甘，独自上路寻找机会。组乐队开演唱会的目的是为维系住他的精神图腾，也是一种现代化之下个体的卑微存在。

悲剧就是把美好的东西撕碎给你看。随着图腾成了历史废墟，胡亮的梦想幻灭，那块搬回家的碎石开始代表“摇滚已死”。破吉他乐队的老宋留给童年胡亮的那枚拨片，曾被程宫当作“人质”，在关键时刻起到了转嫁作用，唤醒了胡亮已死的精神寄托，成为新的“摇滚不死”的图腾。拨片这个功能性用的好，多次出现且一直具有升华的力量，也经由三个人的手达到传承的目的。

程宫代表一种外来者视角（建国父亲也称他“大城市来的孩子”），审视着“摇滚之城”的没落和一群人的浮沉。他为“摇滚之城”带来满是金钱与欲望的交锋，同大吉他雕塑一样，被现代城市的铜臭腐蚀着。这个角色是有成长属性的，在被建国的父亲收买后，他刚建立起的爱情苗头被浇灭，乐队瓦解，更从理想幻灭的胡亮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初心，愧疚通过一场雨来洗涤。直到在摩托老两口那里看到了纯真（一度误认为他们骗了胡亮的钱），此时，金钱被理想彻底打败。

大鹏和乔杉的cp已经相当默契，从《父子雄兵》起，开始强化乔杉的喜剧功能，自己仅作为平衡搞笑（乔杉）与温情（范伟）的桥梁。此次依然由乔杉担当搞笑，大鹏作为煽情与燃情的推动力，在影片的后半段持续发力，着重表现现实与梦想的落差。

“做人如果没有梦想，跟咸鱼有什么区别。”星爷在电影《少林足球》里说出了这句经典台词。“梦想”是大鹏从星爷喜剧中继承过来的，在片中贯穿始终。电影的主题十分清晰，就是鼓励观众勇于追寻梦想，勿忘初心。程宫有句对白：“我以前盼望的是演出快点开始，现在想的是快点结束。”点出梦想在金钱面前的不堪一击，梦想时常被挂在嘴边，但一会儿就被抛在脑后，一时贪念毁一生。梦想的结果不重要，重要的是实现它的过程，以及坚持的恒心。大鹏用他的家乡来代表这份“初心”，他的角色程宫“成功”最后勿忘初心，就是作为演员的大鹏回馈家乡的诚挚表达。

不过程宫和建国的那点爱情戏是软肋，还好只是点到即止。不过这场戏是为接下来“银行卡”的转折戏做伏笔的，由此，影片的基调也从喜剧转为悲情路线。

说完感情，再说笑点。片中安排了许多前后呼应或具备反差笑果的段落，包括胡亮现实与想象中两次骑车上台的对比，希希母亲对女儿走音乐路的改观。不过我觉得最好笑的还是胡亮和建国偷看“吉他界中的柳岩”所引发的窃听误会。听觉判断出错是喜剧片里常见的做法，许氏三兄弟的经典喜剧《半斤八两》，许冠文看电视里的烹饪节目学做鸡，孰不知电视已经被许冠英换成了健身频道，他依旧拿着鸡来做运动；周星驰在《国产凌凌漆》中扮演的凌凌漆到赖有为的别墅参加派对，寻找恐龙化石，窃听时被排骨汤食谱和足球赛转播串台，也引发了误会。

周星驰对大鹏的喜剧影响是很大的，《少林足球》对本片尤甚。组乐队唤醒摇滚梦与组球队振兴少林功夫是多么相似。“黄金右脚”曾是叱咤风云的球星，因为一时的贪婪成为球坛的笑柄，从此一蹶不振。《缝纫机乐队》将“黄金右脚”拆分成了破吉他乐队和经纪人程宫，破吉他乐队走向衰落，程宫也被金钱迷了眼。吉他手变成剪刀手，也是对“黄金右脚”被打断腿的借用。《少林足球》中的主角是阿星，配角是黄金右脚。在《缝纫机乐队》里则把这种主配关系——经纪人程宫（教练）和主唱胡亮（前锋）对调了过来。还有似《长江七号》、《食神》的发型，《功夫》中的棒棒糖都有所致敬。

除此之外，片中还有很多乐迷才懂的笑点，比如《都选C》的前奏是涅槃的《Comes As You Are》前奏的变形，歌词里还藏了很多歌名梗和乐队梗。正片里还唱过麦田守望者的《顶嘴》、新裤子的《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等歌。如果你们留意街上的风景，也不难发现一些和音乐有关的店名。

大鹏喜剧的一大特色是情怀，《父子雄兵》里就有很浓厚的港片情结，本片的情怀则是怀旧的摇滚梦。黑豹、超载、二手玫瑰、麦田守望者、新裤子、痛仰、唐朝等各时期的摇滚老炮纷纷客串路人甲乙丙丁，特别是近期因为“保温杯”而被乐迷感叹已是中年大叔的黑豹鼓手赵明义。《煎饼侠》片尾用古惑仔引发港片情结的共鸣，这次则请来Beyond的黄贯中和叶世荣参与结尾的大合唱《不再犹豫》，更将气氛推向高潮，这歌本身就是一首能够引发共鸣的热血金曲，符合众人摇滚的精神。当然，群歌群舞也是星爷喜剧的一贯特色。

摇滚对于“摇滚之城”的影响，不止是音乐本身，也是对于人的本质的追寻和坚持，是老一辈摇滚人最值得珍惜的地方。

从七七八八听说这个电影，到前几天和参演的几位老炮儿聊起，心中隐隐的担忧逐渐放大。

我倒不是怕电影差，而是可惜了（liao）的，怕是本来就被妖魔化的摇滚乐，在不明真相的广大人民群众前面，又会再一次没能逃脱继续被妖魔化、被傻逼化的命运。

看完，果然不幸又成了真。

且不说故事的不合理不现实，也不说角色的干瘪和荒谬，更不用提根本不存在的人物成长弧光什么的。低俗咯吱人的梗，浮夸的表演，断裂的杂乱的情节，这些也都暂且忍，但把大铁链子（金链子永恒属于hip-hop土豪）加皮衣加哥特烟熏妆再加点儿吉他失真和貌似重一点儿的鼓点就等同于摇滚？真的是够了。

从《北京杂种》到《北京乐与怒》再到《缝纫机乐队》，中国电影真是毁摇滚不倦。几乎都是批一张喧嚣热闹叛逆不羁或人渣或理想的摇滚大皮，内里则是摇滚的内核沾不上一点儿边儿的垃圾。摇滚，就像个原本漂漂亮亮的姑娘，在中国，只剩下被各色编剧们导演们轮流强暴的命，搞得面目全非，声名尽毁。

大概个人觉得能看的，只剩管虎当年的《头发乱了》，虽然也浮夸，但好在能落（lao）在地上，看到挣扎看到反抗看到现实社会的小角儿。

每每被人问，你说五月天不是摇滚你说汪峰不是摇滚你说赵磊不是摇滚你说我们说的这些个都不是摇滚，那你特么说什么是摇滚？

我也说不上来。要是能一言以蔽之，那肯定不是摇滚。

我只知道，大音量不是摇滚，叛逆不是摇滚，犯横耍流氓不是摇滚，四处睡姑娘不是摇滚。虽然它们很多时候的确是摇滚所呈现的面目。

高大上的话大家都会说，比如摇滚是态度，是精神，是理想。都没错儿。

于我而言，摇滚可能是勇气，独立思考的勇气，不随波逐流的勇气，敢于与众不同的勇气，对这个社会和世界负起责任的勇气，能在贫穷、逆境之中依然死磕的勇气，同样能在富有、顺境中依然清醒的勇气，投入红尘却与这个花花世界永远保持着距离的勇气。

为什么刚才看电影时，我旁边有人看哭了一直在擦鼻涕，我猜是他或许是想起了他曾经拥有却被自己丢掉的那份勇气吧。

再怎么说，摇滚不是巨大的吉他，竖着的和躺倒的，都不是。

摇滚也不是竖起的食指和小指所组成的手势。估计电影上完，今后的好歌手啦嘻哈啦民谣啦韩星啦迪厅啦春晚啦的演出舞台下，会看到越来越多的这个手势吧。只是，这些激动的举着手喊着我爱你的人，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这个名叫sign of the horns的手势，自1960年代在摇滚乐圈被广泛使用以来，它的最初最本真的含义是撒旦和魔鬼，是和上帝的对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