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二

韦绍兰为什么会觉得世界真好呢？她说，有那个心思来对我们，我就欢乐一点。

人的同情心一旦被触碰，想要做些什么的渴望就异常强烈。韦绍兰真正需要的是什么？物质的资助，还是情感的慰藉？可以捐款，让她生活得更加舒适。但对于一个早已在摸爬滚打的生活里学会“多就多用点没得就少用点”的人来说，物质的宽裕能带来的安慰太有限了。捐款这件事，带给旁观者的满足感反而更多一些。

她也确实需要陪伴。但她需要的是儿女绕膝行的天伦之乐，而不是带着食品衣物和钱忽然出现的陌生人匆匆实践的戏剧表演般的陪伴。“你倒得一回给我吃，难道你倒得一辈子给我吃吗？”与其说安慰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不如说是在自我安慰。我们无法真正地介入她的命运。我们能不能真正介入自己的命运，都是未知的。对于她，我们始终是过客。更悲伤的是，她对于我们也是同样。

倾听也许是我们能付出的最大的善意了。听一个老人诉说自己的命运，知道这世上有人这样用尽全力地活着。

从韦绍兰身上，我看到了尊严的自持性。它可以不依附于外界的评判，不需要被任何人事赋予或证明，而成为一个人真实流动的血液。她被日本人掠走凌辱，她的丈夫骂她学坏，她承受街坊四邻异样的眼光，甚至吃药自杀。但“尊严”二字并未因为这些而消失。这个字眼，似乎在往后平淡稀薄的年月中，愈发清晰。

最动容的是她洗衣做饭。山色，土屋，肩上的担子和碗里的米。这些无声的生活细节，是她和孤独搏斗的方式。

影片中有一段，镜头在韦绍兰和她的混血儿子罗善学之间切换。韦绍兰说，有四两吃四两，有半斤吃半斤。人生只愁命短不愁穷。这世界红红火火的，会想死吗？没想的。罗善学担忧老去后不能自理的生活。他说，有病吃农药死了就完啦。

他们带着不同的枷锁，承受各自的苦难。无法用“积极”和“消极”粗暴地评价他们的生活态度，只能以最中性的、不含同情与怜悯的心去理解。我们太自以为是了。总是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想去帮助和给予。但其实我们大多数人，作为生活的弱者，才是需要被怜悯的一方。

日头出来点点红
照进妹房米海空
米海越空越好耍
只愁命短不愁穷

天上落雨天上滑
自己跌倒自己爬
自己忧愁自己解
自流眼泪自抹干

昨天得知前同事投海自杀的消息，问另一个相熟的同事，有什么我能做的。过了一会儿他回，好好活着。

她们生活在偏僻的村庄，她们生活在不为人知的角落。这段往事，别人不知道，她们自己更想去忘记。然而这痛彻心扉的凌辱要怎样才能忘却？她们不是渐渐淡出我们的视线，在人们的关注中，她们从未真正的存在。她们，被叫做慰安，但是，又有谁来安慰她们？

（一）初遇：
选择恐惧症的我本来都已经选好了奥斯卡获奖作品中的一部来写这篇影评，却意外地看见了朋友推荐这部纪录片——《三十二》。鬼使神差的，放弃了之前好几个小时的选择，直接搜索开始看了起来。就这样，与一部好片相遇。

（二）影片《三十二》简介：
这是一部讲述慰安妇现实生活的纪录片。《三十二》试图走进慰安妇的内心世界，通过一位主人公的亲身讲述，来聆听她的倾诉。整部纪录片只有两位主角：92岁的老人韦绍兰（曾被抓去做慰安妇）和他中日混血的儿子。没有跌宕的剧情、没有炫酷的特技，影片只是通过两位主人公，给观众娓娓道来一段真实的故事。没有侧重当年的苦难、没有描写中日的关系，老人只是略带平静地给我们讲述着发生了什么。就像片中的大山一样，沉静、稳健。“这世界真好，吃野东西都要留出这条命来看。”影片的最后，老人对于“为什么活着”的口述点亮了这部影片、震撼了观众，也使得影片有了一个哀而不伤的结尾。

（三）制作团队：
本片的导演郭柯，网络上并无太多的介绍，能了解到的是他1998年毕业于香港“巨采”影视艺员培训班， 1998-2013年参与拍摄电影、电视剧40余部。为了使得影片更加真实，《三十二》还邀请到了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作为本片的顾问。摄影选择了《十二公民》的摄影师蔡涛，并邀请《教父3》的制片人LucasOliver-Frost担任本片制片。可以说，《三十二》有着世界水平的精良制作团队。

（四）创作背景：
2012年6月，导演郭柯偶然在微博里看到了一篇“中国慰安妇生下一个日本孩子”的故事。郭柯被老人的故事所触动，于是通过朋友介绍，联系到了“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教授。在教授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郭柯很快找到了住在广西偏远农村的韦绍兰。
初次见到老人，郭柯顿时倍感同情。在接下来的半年时间，他三次前往广西照顾老人生活，陪她吃饭、唠家常。渐渐的，郭柯发现自己最初对老人怀有的那颗“同情心”却是一种狭隘的感情。韦绍兰虽然在战争期间受尽了折磨，战后也无法逃离贫穷与唾弃，九十多岁了还忍着病痛洗衣、种菜、喂鸡，但在看似苦海无涯的生活中，她却能够笑唱山歌、感恩社会，“只愁命短不愁穷”。
韦绍兰顽强的生命意志深深的感动了郭柯，他下定决心，一定要把韦绍兰的故事拍摄下来，将这位老人身上强大的精神力量带给观众，同时也让这段历史故事世代保留。
在制片人陈伟雄的全力支持下，2012年12月，影片顺利开拍。由于当时全国仅剩32位“慰安妇”幸存者，故将片名取为《三十二》。

（五）内容分析：
《三十二》，从名字来讲，就饱含寓意。中国被日本强占的慰安妇有200000多人，但是截止到2012年，却只有32人健在。影片的最后，黑色背景下白色的数字，从200000骤降到32的过程令人触目惊心。如果再不关注她们，时光飞逝，她们将在角落中，走向生命的尽头。
    本片采取了主人公叙述与现实场景空镜相交叉的手法，整部影片，我们也没有听到旁白的声音。所有的讲述都由主人公完成。带着浓浓的口音的叙述，需要借助字幕才能明白要表达的是什么，但是这原始的状态，更加吸引人去了解这个故事，也更加体现了纪录片的真实。
在拍摄过程中，导演和制片产生了分歧。制片希望增加更多的矛盾和冲突，而导演却想还原最真实的状态。故事苍白、讲述苍白、表现手法苍白，需要有很大的耐心才能看完这部纪录片，但是唯有用这样质朴的手法，才能还原那段真实。
“自己忧愁自己解，自流眼泪自抹干。”这句话，整个影片中重复了三遍。第一遍是00：32，刚刚开篇便是主人公韦绍兰的自述，她说：“自己忧愁自己解，一点都没错。”之后从00：50—1：20，平静的湖水的画面，镜头渐渐上升，照到周围的山，旁白在读诗，从后来的故事中我们可以知道，这是一首山歌的歌词：“自己忧愁自己解，自流眼泪自抹干”。而在影片的最后，老人谈及为什么活着时，竟用颤抖的声音唱出了这首少女时代学到的山歌。“这世界真好”，这是结尾处老人给出的答案。经历了这么多不能想象的苦难，却依然能说出这句话，顿时让人感到生命顽强的力量。没有哭号、没有幽怨、没有控诉、没有对这段历史的怨恨，这使得这部纪录片不停留在对历史的拷问，亦没有停留在对慰安妇的同情和怜悯，它已经超越了对战争残酷的问责，上升到了生命的光辉。真正强大的人，在经历了磨难后，依然能看到这个世界的美好。从这一句话中，我们能够感受到无声的力量，再多的仇恨与困难，也抵不过对生活的渴望。看到了韦绍兰老人，才知道自己之前的同情真是狭隘的。

（六）艺术特色：
从节奏来看，整部影片的节奏非常慢。就好像是一个安静的聆听者，在静静聆听老人讲述自己的内心想法。倾听而不干预，是这部影片最闪光的地方。人老了，说话也慢，生活在偏僻的乡村，又有这么“不光彩”的历史。想必这一生，她也没有什么机会将这些憋在肚子里一辈子的话说出来给别人听。而这部纪录片，就静静地聆听着、等待着，好像蜷伏在妈妈腿边的孩子，听她讲述内心的痛苦。而她的儿子却没有这样的机会——自从知道了自己的身世，儿子罗善学便与妈妈产生了隔阂。不评论、不介入、不引导、不插手，聆听的姿态不仅给了讲述者足够的时间让她调整自己的情感，也将最真实的景象还原给了观众。慢节奏，不仅使观众可以静下心来，了解这段历史，也能让韦绍兰慢慢地将想法讲述。放慢一点，多好。
片中大量运用了特写：对老人面部的特写，对锅碗瓢盆的特写，对儿子吃饭的特写……每一个特写都给观众带来了不一样的震撼。片中的画面也非常注重美感，以蓝色为主旋律色，亦是营造了舒缓的氛围，让浮躁的心沉下来。最喜欢的镜头是开场第一个镜头和结尾最后一个镜头。都是同一副场景：一片漆黑寂静中，尘埃飘落，足足32秒。开篇，配以沉静的音乐，隐喻着这段真是却“随风飘落”的故事即将展开，让人心安静下来，准备从现实中脱离，走进影片中的时代。结尾是相同的镜头，还是飘落的尘埃。听完了整个故事，心情肯定和之前截然不同，哀而不伤。尘埃飘落，这段历史被我们捡起，她们也得到了关注。然而并不像我们所想象中的狭隘的哀怨，去痛斥命运的不公、生活的艰苦，反而在她们的身上，我们看到了对生命的赞美和渴望。没上过学的韦绍兰，不会像诗人一样去歌颂“热爱生命”，质朴的山歌加上一句发自内心的“这世界真好”比上百句诗更有震撼力。这时再看见寂静中的尘埃，我们似乎也接收到了来自她们的力量，仿佛看见了黑暗尽头的曙光，那是来自生命的光辉。

（七）总体评价：
这部《三十二》于2012年到2013年制作完成，并于2014年展映，获得了第三届凤凰纪录片大奖最佳短片等多项荣誉。然而相比于这些奖励，最珍贵的在于它引发了每个人对于自己现实命运的思考。历经磨难之后的释然，满面皱纹遮盖之下绽放的欢笑，世间还有比这更美的画面吗？
慰安妇题材的纪录片，《三十二》并不是第一个。然而这部纪录片最打动我的，就是“等”，等待着讲述者一点点把故事讲完，等待着她慢慢诉说平时没有机会说的话，等待着她告诉观众生活还是美好的，等待着她用自己的乐观感染屏幕那方的你。
    哀而不伤，静心聆听，不扣问历史，缓缓展示生命平静而有力的光芒。很庆幸在选择的一瞬间，我邂逅了这么一部震撼人心的影片。
   
   “我来听你慢慢说。”
    这也是纪录片应有的姿态。

前几天在家，看了@郭柯35mm 导演的《三十二》。不是新片《二十二》，是之前的《三十二》。看完不知道该说什么，想起小时候的一个经历，本以为不会记得那么以前的事了。

好多好多年以前，那个时候我大概七岁吧，在我们老家十八线山村里，放暑假，和曾祖父作伴。曾祖父，就是爷爷的爸爸，或者说是爸爸的爷爷，俗称太爷爷吧，四世同堂那种。
曾祖父身体很健朗，决定带着我去挑水。当时我应该是比水桶高了不少，但四肢无力，长得跟鸡仔似的。我们爷孙俩带了一个扁担一个水桶，出发去接水。
其实村里的自来水点，离我们家并不远，就出门走一个小巷子，路过村里的学校，再下一个纵深大概五米左右的斜坡，就到了。我们到了，就排队等着。

很快就轮到了，曾祖父上去把水桶接满，先拎到一边，穿好扁担，我俩就开始抬水。其实现在回忆起来，水本身是不重的，我把扁担放肩膀上，可以很容易地站起来。但是我从小没有干过这种重活，肩膀上没有吃过力，被扁担压得特别疼。
这一疼，我就开始叫，走路也晃，还扭，差一点把水桶打翻。从来没有打骂过我的曾祖父，突然生气了，说我没用，笨死了。现在回想起来，不光是我让他有点失望，以及我踉跄的时候可能差点把他也绊倒，所以他吃惊之下有点发火。
凶了我几句，曾祖父那股子牛脾气上来了，他准备自己一个人拎着满满一桶水回家去，手里一使劲，居然真的就拎起来了。我拿着扁担，小心翼翼跟在后面，没敢出声。

怎么也想不起来，为什么旁边会有一个解放军。好像就他一个兵，没有别人，也不知道他是来干嘛的，听口音好像也不是我们村的。也说不定是我的幻觉吧。
反正就来了这么一个穿迷彩的小哥，有点黑，长什么样完全不记得了。他过去拍了拍曾祖父的肩膀，笑眯眯，用普通话说我来吧。曾祖父是挺炸裂的，完全没有不好意思，不吭声，就把水桶放下了，伸手接我的扁担。
小哥看明白了，曾祖父是想他俩抬水，就摆摆手。他回头问旁边一个农妇借了一个水桶，也灌满了，然后一个扁担两桶水，直接挑起来了就走。

曾祖父步子很快，赶在他前面开始带路，我空着手，其实挺难为情的，灰溜溜跟在后面。没几分钟，就到家了，说过了，真的很近。关键是我太没用了，一共就抬着水走了三步，剩下的都是解放军小哥给挑回来的。
进了院子，小哥直奔屋里，把扁担放下，把水桶提起来，往水缸里倒空，一气呵成。两桶水，原本半满的水缸已经满了。小哥笑眯眯，冲我们点点头，拎起刚才借的那个水桶，就往院子里走。
曾祖父一直没出声，这会儿很急地说了一句你等等。小哥已经抬腿迈过门槛了，听到这话，就在门外边上站着，脸黑黑的，背着光看不清表情。

我不知道该干啥，所以也就跟着走出去，站在小哥旁边，看他肩膀，真结实呀，难怪不疼。他顺手擦了一下汗，冲我笑。
曾祖父从里屋里走出来，手里拿着什么东西。小哥突然拍了拍我肩膀，说「我都没见过我爷爷」，然后大步就走了。带着风。
然后曾祖父才走到门边上，根本赶不上小哥了。我这才看清，他手里拿着几个洗干净的果子，咂了咂嘴，冲远处点点头，就又回屋了。
当时我是什么感觉都没有的，后来也从来没有想起来过这件事。直到看完《三十二》这部电影，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想起来了。

曾祖父已经过世很久了，不知道那个小哥现在过得怎么样。之后也从来没再见过他，也再没印象在村里见过其他解放军。但那句话，我突然明白是什么意思了。
「我都没见过我爷爷」，小哥笑眯眯地说。他可能以为曾祖父是我爷爷，其实他是我爷爷的爸爸。
但我也见过我爷爷。我爷爷不爱说话，后来曾祖父去世了，我熬夜给他守灵，爷爷担心我着凉，半夜起来陪我聊天。满天星斗，没什么风，虫鸣蛙啼的，非常安静。爷爷慢悠悠地给我讲，他们兄弟好几个，有一半都死在了日本人手里。

很久之后，我有次和外公聊天。外公抽着烟，赶蚊子，给我模仿日语从1到10报数。我第一次知道日语发音「十」听着和汉语的「九」一样，就是外公告诉我的。他说这个一定不能记错，不然太君会上来扇你两个耳光，说「八噶」，你还要说「哈以」。
他后来从伪军里逃出来，徒步跑了好几百里路，才回到家。半中间大雪冻河，他摸着冰面过，一脚踩空整条腿掉进冰窟窿差点淹死，从此落下风湿关节炎的毛病。就算是晴天，只要湿气重些，腿就疼。
那会儿我记得村里人特别喜欢说东家长西家短，最爱聊谁家儿子不孝、媳妇不顺。嚼舌头到了最后，总会有人说一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但那天我问外公，说太君把你们都抓起来之后，除了报数还干什么别的事么？
外公没再说话，慢慢抽完了那根烟，说，「日本人啊，没有心的」。

我很喜欢现在的日本，环境好、空气好、人也不错，各方面都挺好的。但这并不代表几十年前的事，我就忘了。
爷爷去世了，外公也去世了，村里老人们差不多都死光了，整个村子感觉都在城市化的进程中死掉了。
《三十二》飞快地变成了《二十二》，未来几年，可能就归零了。
但这些事，总会有人记得的，至少现在我想起来了，我就会永远记得。
一直等到我强大的那一天，我才会宽恕你。